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满清入关定都北京后，很快就确立了“兴文教，崇经术，以开太平”的文教政策，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：
（一）崇尚儒家经术，提倡程朱理学
儒学和程朱理学作为清代的统治学说，是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。清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树立儒学和理学的权威地位，具体措施有：封孔子及朱熹的后人。顺治帝封孔子为“至圣先师”，康熙帝亲书“万世师表”匾额悬挂于各地孔庙。对于朱熹及程朱理学，康熙帝除下诏朱熹配享孔庙外，还命人编辑《朱子全书》，并为《性理精义》一书撰序。
（二）广兴学校，严订学规
清朝统治者继承明代的官学制度，并适应特权阶层子弟教育的特殊需要，在中央和地方广设学校。
清政府对各级学校制定有严厉的学规，加强对各级学校的管理和控制，影响最大的有以下方面：
其一，顺治九年颁布《卧碑文》 八条，命镌碑于各省地方官学明伦堂，禁止学生过问社会现实问题，不准学生有结社和出版的活动等。
其二，康熙三十九年（1700年）对各省地方官学颁布《圣谕》十六条 ，对生员的思想、行为、学习、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出了更明确的要求，成为全国各类学校培养、教育学生的准则。雍正二年更将该十六条作进一步解释，推衍成约有万言文字，称为《圣谕广训》，作为各级学校纪律和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。
清政府一方面采用科举、荐擢、制科等经常性和非经常性的手段收罗那些对自己统治有用的人才，笼络士人；另一方面又严禁士人的言行，对那些冒犯朝廷的知识分子严加治罪，大兴文字狱。大规模地举办修书活动，最著名的有康熙时期修成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，乾隆时期修成的《四库全书》等。通过修书，清政府不仅保存了对统治有用的文化典籍，也禁毁了大量对其统治不利的书籍。
二、清代的官学教育
清代的中央和地方官学制度基本沿袭明代，为满足特权阶层子弟教育的需要兴办有宗学、觉罗学、八旗官学、景山官字、咸安宫官学等，俄罗斯文馆和算学则是两所官办的专门学校。清代官学系统如下：
● 中央官学
清代中央官学中最重要的是国子监，又称国学或太学，始设于满清入关建都北京之年（1644年）。和明代一
样，清代国子监是全国的最高学府，同时还具有教育管理机构的部分功能。国子监除对自身进行管理外，还管辖八旗官学和算学。
八旗官学亦设立于公元1644年，是专为旗人子弟设立的学校。“八旗分为四处，各立官学一所。”（《清朝文献通考·学校考二》）八旗官学虽不和国子监设在同处，但须“每十日赴国子监考课一次”。校内教习由礼部会同国子监于监生中考选。乾隆以后，开始从八旗官学中考选优秀年进入国子监读书，使八旗官学在学制上与国子监相衔接。
算学起始于八旗官学。康熙初年，曾挑选部分八旗官学生员学习算学。乾隆初年，在钦天监附近专门设立算学，翌年，归国子监管辖，称国子监算学。这样，算学也成为附设于国子监的一个学校。
清代国子监的教员和管理人员编制也模仿明代，也实行分堂教学制、“历事制”、“积分法”等制度，除一些具体规定和明代略有不同外，其基本精神大同小异。
清代中央官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视八旗子弟的教育，如宗学、觉罗学、八旗官学、景山官学、咸安宫官学皆以八旗子弟为入学对象。这是民族等级和阶层等级在教育上的反映。
● 地方官学
清代的地方官学同样也是按行政区划设立，有按地方行政区划设立的府、州、县学，在军队编制卫所设立卫学等，这些都属于中等程度的学校。在县级以下的乡镇设立有社学、义学（面向孤贫儿童和少数民族子弟）、井学（在云南设置）等，大致为初级学校。
府、州、县学的教学内容有《四子书》、《五经》、《性理大全》、《资治通鉴纲目》、《大学衍义》、《历代名臣奏议》、《文章正宗》等书，前述《卧碑文》、《圣谕十六条》、《圣谕广训》，还有《大清律》等也是必须学习的内容。
清代以严格的“六等黜陟法” 对生员进行管理，其基本特点是对生员进行动态管理，生员的等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，而是根据学业成绩或升或降。把生员的等级与学业成绩紧密挂钩，有助于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，提高学校教育质量。这可以说是清代地方官学管理上的一个重要特点。
三、清代的书院
清代书院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期：
顺治元年（1644年）至雍正十年（1732年）为前期。
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：顺治年间（1644－1661年）为沉寂阶段。此间清朝政权未稳，为防止有人利用书院传播民族思想，聚众反清，因而严禁设立书院，只允许对一些著名书院进行修复。第二阶段为康熙年间（1662－1722年）至雍正初年，此时清朝统治已基本稳定，积极采用怀柔政策笼络汉族知识分子，康熙曾给著名书院赐匾赐书，对书院的发展起到鼓励作用，书院有所恢复，但政府尚未明令修建书院。
雍正十一年（1733年）到鸦片战争以前为后期。
这一时期清政府积极提倡创办书院，使书院得到很大发展，同时又加强对书院的控制，使书院日趋官学化。雍正十一年，朝廷在令文中肯定了书院的学风和在培养人才方面的成就，认为书院“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”，令各地方官在书院经费不足的情况下，可以公款资助书院的建立和发展。书院开始有迅猛的发展。清政府同时也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，其措施有：第一，控制书院的设立和经费。书院的设立需报地方官查核，经费可由政府资助。第二，乾隆元年（1736年）开始，规定书院师长的选聘和学生的招生与考核都必须经由督抚、学政等地方官过问。这样，政府实现了对书院的严密控制，使书院严重官学化。
清代书院按讲学内容可分为四种类型：第一种是以讲授理为主的书院；第二种是以学习八股文以应付科举为目的的书院；第三种是以讲授“经世致用”的实用之学为主，如颜元主持的漳南书院即是此类书院；第四种是以博习经史词章为主的书院。在四类书院中，第一、二类最为普遍，但以教授当时流行的理学和科举，学术性不强；第三类代表了新的发展趋势，但为数极少；第四类是一种学术类型的书院，数量不多，学术影响较大，尤以阮元主办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最为著名。
阮元（1764－1849年），江苏仪征人，曾做过多省的学政、巡抚、总督。阮元作为当时的学术巨子，“所至必以兴学教士为急”，诂经精舍是他任浙江巡抚时，于嘉庆五年（1800年）在杭州孤山创立的，学海堂则是他在任两广总督时，根据诂经精舍的办学经验在广州创立。这两所书院成为当时浙江、广东两个重要的文化学术研究中心，许多地方纷纷仿效，设立了类似甚至同名的书院。这两所书院之所以成功，主要是因为坚持了自己的办学特点，可归结为三个方面：第一，坚持“以励品学，非以弋功名”的办学目的，不以科举时文为教学内容。第二，对教师各用所长，对学生因材施教。第三，教学与研究相结合，师生一边教学，一边从事学术研究，对师生优秀的研究成果编集刊刻，酿造了浓厚的学术气氛。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继承和发扬了书院教育的优良传统，培养和造就了不少人才，对清代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，在书院官学化和科举化的风潮中独树一帜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