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、三大文教政策
一是“诸不在六艺之科、孔子之术者,皆绝其道,勿使并进。” 亦即“推明孔氏,抑黜百家”。他认为:首先要改变当时的学术混乱局面,实现思想的统一。培养和选拔贤才都必须统一思想、确立标准,这个思想和标准应当归结到孔子之道上。
二是“兴太学,置明师,以养天下之士”,即由政府兴办教育以培养贤才。
三是使“诸侯、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,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”,即建立选士制度以选拔任用贤才。
这对汉代的文教政策,乃至整个封建社会各个朝代的文教政策,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
2、教育与人性
董还提出了“性三品”说,他把人性分为三品,即圣人之性、中民之性、斗筲之性。圣人之性为上品,认为这是天生的“过善”之性,是其他人先天不可能、后天又不可及的,指的是统治阶级最上层的比较少数的一些人,如帝王、周公、孔子一类人物,斗筲之性为下品,他认为下品无善质,近于禽兽,教化是无用的,只能采用刑法对付他们。“中民之性”代表万民之性,有善质而未能善,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,即待圣王教化后方能成“善”,但却不可能成为圣人,他们是主要的教育对象。“性三品”说,进一步论证了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,同时,也为皇权的神圣化、专制统治绝对化以及社会各等级的构成寻找理论根据。后代的韩愈及宋明理学家,均继承、发展了这一学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