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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“致良知”的教育作用与目标论
陆提出“心即理”的思想，认为仁义礼智等“天理”是“根乎人心则塞乎天地。”王守仁继承了这一思想，认为“理在本心”，而非心外，从这一观点出发，阐述教育作用。他认为“理”就是“心”，“心”是无地万物的起源，也是主宰。“心”即世界，无所不包。“心”与“理”合而为一，不可分离。世上不存在离开人的主观认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规律。故教育的作用就是“不假外求”、“求理于吾心”，直接了当地向内寻找，到内心中去体认。
王阳明又把人心中的“天理”叫做“良知”，他认为“良知”是“心”的本质，一切事物及其规律都包括在“良知”之中。先天的、不教自能的封建道德观念和品质都包括在“良知”之中，这个“良知”在人的整个生命过程中始终存在着，既不会减少，也不会丢失，但都可能被蒙蔽。他认为“致良知”的具体方法是“格物”。
王阳明的教育作用论，要求人们向内心去寻找先天存在的道德，以“心学”观点来论证教育作用，让人们把封建道德看成是自发的而非强制的，内在的而非外加的，使人更易接受伦理道德的束缚。所以，这种理论是明代中叶社会危机和教育危机的歪曲的反映。曾国藩、蒋介石都曾吹捧过王守仁“致良知”说，认为这是“求学作事”之根本。青年时代的毛泽东、郭沫若也曾受过王守仁的影响。
二、随人分限所及的教育原则
含三层意思。其一、量力而行（施教）。他认为良知人皆有之，愚夫愚妇与圣人同，但人之资质不同，圣人与常人不同，圣人之间亦不同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：“尧舜犹万镒（yi,约20两），文王、孔子犹九千镒，禹、汤、武王犹七八千镒。” 教学应从学生的原有基础出发，逐步提高和加深，不可贪多图快，这样才能防止“食而不化”，还会使学生有自得之美。如授书，“不在徒多，但贵精熟。量其资禀，能二百字者，止可授以一百字，常使精神力量有余，则无厌若之患，而有自得之美。”（《传习录》中）可见已不局限于孟子“盈科而进”的比喻，而是与学生不同年龄的生理、心理特点联系起来，这是对教学思想的贡献。
三、儿童教育论
这是其教育思想中比较精彩的部分。王守仁十分重视儿童教育，他从“致良知”的要求出发，认为儿童时期“良知”保存最多，受蒙蔽最少，教育应从儿童时期开始。
（1）批判现状：当时学校教育中束缚儿童身心发展的现象十分严重，教育方法很机械，教育手段也很粗暴。他说：“若近世之训蒙稚者，日惟督以句读课仿，责其检束，而不知导之以礼，求其聪明，而不知养之以善，鞭挞、绳缚，若待拘囚。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，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，窥避掩复以遂其嬉游，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，偷薄庸劣，日趋下流。是盖驱之于恶，而求其为善也，何可得乎？” 教师每天只是督促儿童读句子、背课文、摹仿写字和作诗文，检查责备儿童的行为举止，而不知道应对儿童用礼来教导，晓之以理。只是想使儿童聪明，但不知道应在道德礼仪上养成儿童的善行。教师经常鞭挞儿童，有时甚至用绳索捆缚来压制和折磨儿童。所以有些儿童把学舍看作是监狱，把老师看作是仇人，不肯上学，经常逃学，捣蛋撒谎，只顾游玩而不思学习，以致学无长进。
（2）顺应性情、激发兴趣。王守仁坚决反对这种错误的教学方法。他针对当时儿童教育中的弊病，提出了自己的教育主张。王守仁认为，教学要注意儿童的年龄特点。他说：“大抵童子之情，乐嬉游而惮拘检，如草木之始萌芽，舒畅之则条达，摧挠之则衰痿。今教童子，必使其趋向鼓舞，中心喜悦，则其进自不能已。譬之时雨春风，沾被卉木，莫不萌动发越，自然日长月化。若冰霜剥落，则生意萧索，日就枯槁矣。”(同上)儿童的性情总是喜欢嬉游，而怕拘束与禁锢，就象草木刚刚萌芽，顺应它就会发展，摧残它就会衰退。所以他主张采取使儿童“趋向鼓舞”和“中心喜悦”的积极教育方法，才能使儿童的学习日有长进，就如春风时雨被及于草木一样，盎然生意，而不是冰霜剥落，生意萧条。
（3）在教学内容上，王守仁主张给儿童以歌诗、习礼、读书三方面的教育，陶冶儿童的思想和性情。一是“诱之诗歌”，他主张以唱歌吟诗的方式来教，这样不仅能激发他们的志向，而且还能消除他们的顽皮，使其多余的精力有发泄的机会，也能解除儿童内心的愁闷，使他们开朗活泼起来，并能适度地表达其情感。二是“导之习礼”，他主张以学习礼仪来教育儿童，使儿童养成一定的礼仪习惯，而且还能通过礼仪动作，“动荡血脉”，锻炼身体，健壮体魄。三是“讽之读书”，他主张通过读书，开发儿童的智力，增加儿童的知识，同时还能“存心宣志”，形成儿童的一定的道德观念和理想。此外，王守仁认为还应有“考德”这门课，并作了具体规定。要求每天清晨，检查儿童在家里、在街坊中的言行心术、爱亲敬长、步趋礼节、忠信笃敬等做得如何，要婉转地加以诲谕，开导，然后再就席授业。这有利于从小训练其道德行为习惯。
